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和母亲妹妹。
沈从文与张兆和，1936年夏于苏州。
沈从文，1931年，在青岛。
没人记得出生自己是何模样，就像没人知道自己死后的样子一样。生与死犹如两条柔韧的缆绳，牵曳着名为“我”的渡船，行进在人生的长河上，被名为命运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时或鼓帆推着这渡船前行，时或又将它吹得摇摆彷徨，甚至吹断这缆绳，让这渡船就此中道沦没于长河之中。这个譬喻虽然杂凑，但对一个生长水乡的人来说，或许还值得生出几分亲切感——渡船、长河，风，正是他日常所见的事物，一如生与死，拖曳这世间千千万万的人从出生渡向死亡。在这人生长河无尽的生死渡船中，有一条属于一个名叫沈从文的人。
诚然，他的这条渡船，早在三十四年前就已抵达死亡渡口，将他送入死后的无尽虚空当中，船身驶过长河划下的水痕，也注定和其他渡船一样消散于无形。但他漫长的八十七年的人生长河的幅度如此宽广：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横贯文学、史学、艺术、考古诸多领域，每个领域都非在水面上浅浅划过，而是如激流巨浪一般，在岩壁穴隙中鼓荡，发出的巨大的回响穿越时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回响不仅没有消逝，反而愈发清晰。
但这回响并非震耳欲聋，而是如柔水般声声在耳蜗中打着旋，脉脉淌入心灵的幽谷。如此深刻，又如此轻柔，看似冲突又互相对照，分明相反而又彼此相承，仿佛沈从文人生的长河不仅为自己的渡船而流，也为其他人的人生而流，因此他生命的回响才会被带到更多人的生命之中，引起更多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他洞悉了某些生与死的普遍准则，又能用最恰当的语言将它表述出来，就像他为自己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边城》所撰写的题记中所说的那样：
“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如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死亡：最早的记忆
沈从文对生与死的知觉异乎寻常的敏感而精准，或许正是因为生与死过早地对他加以特别的关照。如果他的自传如他的文字本身的质量那样质朴可信，那么他出生以来最早的记忆，便是死亡。那是他祖母的死，他那时刚活到这世界上四个月，却依稀记得自己“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他的出生，似乎也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偶然结果：他的父亲本来在追随镇守大沽炮台的提督罗荣光，充当一名裨将，却因为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入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回到家中，“没有庚子的拳乱，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在自传中，沈从文恰当地如此总结道。
尽管这毫无疑问不过是命运安排的偶然，这种偶然不知同时安排在多少人的身上，但沈从文却觉察出这一点，偶然的出生和出生后最初记忆中的死亡，让生与死这两种最具力量的事物，在他生命最初的时刻同时展现在他的面前，并且在日后他的成长中，能让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就像那条渡船的譬喻，生与死的缆绳牵曳着这条名为“我”的渡船在人生的长河中行进——而沈从文抓住了这条缆绳。
故乡：一个古怪地方
“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在自传中，沈从文如是描述自己的故乡镇筸，笔触细腻如设色的山水画卷一般明丽而动人，生长在这片山水中的人物，同样可以令人心生祥和安宁，镇筸是沅江溯流而上的游客和商人“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构成这座小城的居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五方杂处却人性纯朴，与世无争：“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中村庄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真是宛如世外桃源一般的乐土仙乡。仿佛往古的时间都在这里凝固成一派祥和与安宁，这是沈从文用笔端搭建的理想国。让人不由得疑心如此写实细腻的文字背后，在多大程度上是对那篇流传千年的著名幻想文学《桃花源记》的摹写。
沈从文自传中的家乡镇筸安宁祥和得几乎不像真实存在的地方，联想到20世纪初中国动荡混乱的社会境况，这种不真实感就显得愈加强烈。外面的世界越是战乱频仍，这里的岁月静好就显得越不真实。沈从文或许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才在《我所生长的地方》的开篇如是形容道：
“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
“古怪”这个词用来形容自己的家乡，确实不同寻常。因为后面对镇筸的描述，除了它太过岁月静好到令人怀疑之外，几乎看不出任何“古怪”之处。但如果循着“古怪”这个词一路思索下去，就会发现这片桃源仙乡般的乐土，确实存在着诸多古怪之处。这个地方并非从来便是安宁祥和，而是诞生于暴戾，它是“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住在这里的那些居民，不是当初虐杀者的后代，便是被残杀者的后代。
沈从文以一种不屑的口吻提及记录故乡历史的官方文献《苗防备览》，说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但如果带着几分历史学的兴趣去翻看这本书，就会发现，那里面充满了“屡肆窃掠”“恃险抗命”“歃血为变”“生擒”“擒捕”“讨平”“焚剿”等等惊心动魄的暴戾词语。“窃掠”“抗命”“为变”的自然是原住此地的苗民，而负责“擒捕”“讨平”“焚剿”他们的，则是驻守这里的官军。在《苗防备览》中，作者严如熤将这里描述为“边徼之间，苗寨民村，犬牙交错，然各有界限，严力防维，裨奸民不得躏入苗巢，所以绝胶葛而杜衅端也”——险象四处环生，危机无所不在，小规模的冲突几乎无时不刻不处在擦枪走火的边缘，而大的变乱，如果以《苗防备览》中《述往录》一卷的记载以为参考，那么自清廷掌控此地以来，几乎每两到三年便会发生一场值得上奏京城的大乱。
沈从文在自传中描述镇筸是商人旅客可以安顿行李的“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而严如熤却在记述了镇筸与外界交通要道后写道，这里的道路“两面生苗寨落，中间一线羊肠，共计一百三十余里，虽设有营汛，而势甚孤危”。他对镇筸惟一相对安心之处，只是因为这里苗人虽然“其性犷悍”，但“土官亦羁縻之，千户长官司所辖边墙内者居多，所官土官尚能弹压之”，因此当地苗人“颇知畏法敬官，边徼有事挞伐，甫及辄先投诚，其风较十里为驯也”。
严如熤在两百年前提到的当地官兵修筑的用以防备苗人变乱的边墙（碉堡），到沈从文所在的20世纪初，已经沦为地表上的“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装饰物。尽管沈从文在自传中依然能够清晰地指明这些碉堡“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暴动的边苗叛变的”，但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改变：“进步”消灭过去一切
“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沈从文如此感慨时代的变迁，仿佛《苗防备览》中的往事，已经是枯燥久远得不堪也不必再回首的往事，但他脚下踩踏过的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当年反抗者和镇压者交战流淌的鲜血。随着这些鲜血在岁月中干涸，被时间的长河冲洗涤净，终于留下了如今他笔下宛如桃源仙乡般岁月静好的模样。让他得以在自传中略带夸饰而不乏写实地描述家乡那些安详和乐的面孔，“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但这一派静好安宁的本质，不过是二百年胜利者镇压的残暴和失败者被迫的屈从被岁月的刻刀铭刻入骨，于是当年屠夫挥动的屠刀与受害者肢体零落的哀嚎怒骂，都化作了河畔浣衣的白脸长身的女子脸上见人善作的媚笑——只要不去追究过往，那么此时此刻这里便是乐土，是沈从文自传中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当然不会不明了个中玄机，不然，他也不会在勾勒出如是一派世外桃源般所在的前面，将他的故乡说成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并且是城里人口中的“古怪”。因为城里与乡下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乃是文明与秩序汇集之所，那里不需要垒筑营汛和碉楼以防范随时变乱的苗人，不需要屯驻士兵时时预备杀戮反抗者。城里的安宁是基于文明与秩序的安宁，而不是基于镇压暴力的安宁——尽管文明与秩序同样也是一种伪装的暴力，但至少不像乡下那样赤裸裸不加遮掩。当然，城里也不会有“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这般明显是边徼异域的奇异风俗。
乡下与城市是如此的不同，它们既是两个截然相对的镜像，也是两个互相映照的矛盾体。二百年前，严如熤《苗防备览》中湘西苗乡的频繁动乱发生之时，大江南北的城里人正享受着乾隆盛世最后的清平时光。二百年后，20世纪初的中国动乱频仍，城市成为权力争夺的变乱角逐场，反倒是昔日动乱频仍的苗乡成了桃源般的安宁乐土。庚子国变爆发，京城深陷水火之时，沈从文的父亲却能逃回乡下以求安宁，并且因此促成了自己的诞生，让他得以从容而细致地观察这个“古怪”的乡下，并且在将来成就他最出色的作品。
乡下：知觉的训练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在自传中，沈从文如此描述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无论是死蛇与腐草的气味，抑或是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这些气味与声响，都并非远离自然的城里人所能觉察，所能感知，所能细微地觉察到。毫无疑问，这是对一位作家知觉的训练。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知觉的训练，对一位作者的成长，很可能比文字的训练更加重要。文字可能会桎梏人的想象力，让人钻入白纸黑字的迷宫中，沉迷于词语的游戏。文字本能具有的形象和所指称的意象，本就足以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又自成一体的迷宫般的世界，街道城墙样样不缺。你可以不知道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是怎样的形象物，可以不清楚黄牛被屠户屠杀时发生的叹息是怎样的声音。但这些在文字面前都不重要——只要把它写出来就足够了。这也是端坐城里学堂中的学生们永远无法想象出的形形色色——书本里没有的东西，自然就等同于不存在。
但对沈从文不同，他见过这些事物，听过这些声响，也闻过这些味道，它们是文字之外真实的存在。作为一个乡下人，让他可以抛下书本，“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些亲眼目睹、亲耳闻听的万事万物——逃学于沈从文来说，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书本外有如此丰富的色彩、声音和气味可以去感知，去理解：“我就喜欢看这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常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当他因为逃学而被父亲罚跪时，恰可以借那些逃学时的所见所闻，在房中的一隅，凭经验去想象各式各样的事物。这些想象因为加入了平日里足够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因为纵使是想象的世界，也变得栩栩如生；“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剌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上黑黑的果实”——乡下世界的万物，都可以成为想象的质料，而想象同样也可以洒在这片乡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这或许也是沈从文将《苗防备览》不屑地称为“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的原因所在。因为书中描述的苗人，与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苗人，着实大相径庭。书中的苗人野蛮顽劣，躲藏在山涧林野之中，时时准备袭击旅客商贾，发起叛乱，对朝廷驻军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们是秩序的颠覆者，是安定的破坏者，是理应被那些营汛碉堡围成高墙排斥在外的荒蛮不文之辈。但沈从文眼中的苗人却与自己的同胞无异，他们可亲、纯真而且天性良善。他有个紫色脸膛的表哥，在苗乡有点势力，很能喊叫一些苗人。每次进城时，总能给自己带一只小鸡或一点别的东西，为他讲述苗人的故事。这些苗人的故事与汉人书中的传奇迥然不同，充满了一种粗犷而神秘的野性生命力。就像他在《山鬼》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位与苗人朝夕相伴一起生活的女子，因而具有了天神赐给苗人的一切乡下人的美德：
“毛弟的妈就是我们常常夸奖那类可爱的乡下伯妈样子的，会用蕌头做酸菜，会做豆腐乳，会做江米酒，会捏粑粑--此外还会做许多吃货，做得又干净，又好吃。天生着爱洁净的好习惯，使人见了不讨厌。身子不过高，瘦瘦的。脸是保有为干净空气同不饶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红色的……那一双能推磨的强健的手腕，便因了裸露在外同脸是一个颜色。是的，这老娘子生有一对能作工的手，手以外，还有一双翻山越岭的大脚，也是可贵的!人虽近中年，却无城里人的中年妇人的毛病，不病，不疼，身体纵有小小不适时，吃一点姜汤，内加上点胡椒末，加上点红糖，乘热吃下蒙头睡半天，也就全好了。腰是硬朗的，这从每天必到井坎去担水可以知道的。说话时，声音略急促，但这无妨于一个家长的尊严。脸庞上，就是我说的那红红的瘦瘦的脸庞上，虽不象那类在梨林场上一带开饭店的内掌柜那么永远有笑涡存在，不过不拘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见了这妇人，总都很满意。”
这位苗家生长的老妈妈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暗藏了沈从文家族中一桩秘密往事。他生身祖母的悲惨遭遇。他的祖母本是苗人，却因为苗人与汉人结合生下的儿子受人鄙视，更不能步入仕途。因此，这位苗人祖母，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孩子后，就被远嫁他乡，不知所踪。沈家则编出一套谎话说沈从文的祖母是个汉人，已经去世，还堆了一座假坟来欺骗邻里。
这个生身母亲的谎言从沈从文的父亲一直隐瞒到沈从文本人。但心思细密的沈从文却多少从父辈和亲戚的一些谈话中探知大概，不过因为信息匮乏，所以他有很长时间以为苗人出身的不是他的祖母，而是他的母亲。母亲对这个在当时属于污点的族别身份的隐瞒，沈从文一定曾经困扰过。不过他本人却一直以体内流淌着苗人好勇斗狠的血液而自豪不已。
他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乡下所能提供的一切，包括独属于乡下的生与死，也会尽其可能地加在他这条名为“我”的渡船上。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 ——沈从文《从文自传》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阳开云体育APP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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